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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1部分（第1页）

隔天，林语堂撰写长文为自己的论点辩护，他认为“己卯”和“乙卯”之争，只能将那些字放大照相，让读者评判；并称已请教过方家，仍认为就字形来看，“堇堇”比“莲公”合理。

笔仗来往数回，持续数月余，期间有其它研究者以不同方式印证“堇堇”之误。不过面对种种“指正”，林语堂仍坚持己见，最后则不了了之。此间评论者认为，比起林语堂过去论战因观点不同而起，这场红学论战，他则似乎显得失之大意。

此外，1968年的“思凡风波”，则是林语堂的另一件头痛事。

林语堂不止一次在媒体上提出关于佛教的评论。他略带讽刺的笔锋以及半开玩笑的文字，早引发卫道人士不满。他在一篇文章《论色即是空》，把吃迷幻药和佛家的“色即是空”的顿悟境界联系在一起，引起佛教人士抗议。尤其林语堂本身是基督徒，更在有意无意之间加入宗教冲突，无形中提高了冲突程度。

林语堂有回公开表示，在《红楼梦》中最欣赏干练有为的探春，唯独不爱怀春的妙玉；并说带发修行的妙玉是“色情狂的小尼姑”，无论对刘姥姥的嫌恶或是对宝玉的调情，都让人觉得虚伪与无知。他质疑，妙玉蕴藏满肚幽怨，又无法表达，形成了变态心理；对宝玉的另眼看待不但有调情之意，同时因怀春而走火入魔，更显示这个小尼姑耐不住寂寞。　这些极端个人化的评论形诸文字，被台湾报刊转载后，引发一拨接一拨争议。

1968年10月11日，林语堂在台北《中央日报》发表《〈尼姑思凡〉英译》，将民族戏曲《尼姑思凡》译成英文。林语堂表示，《尼姑思凡》代表经典以外的中国文学，充满人生味道，处处可见真情流露；历代给士大夫读的诗词文章，只求典赋绮丽、风雅蕴藉，内容却日渐贫乏干枯。

虽然林语堂是从文学与心理分析的角度，评析民族戏曲的文学技巧，但这种毫无避讳的谈法，触怒了台湾的佛教界与卫道人士，引发一场论战与批判。佛教团体不断致函林语堂抗议，质疑《尼姑思凡》含有黄色毒素；以中英对照宣扬广播，是在诋毁佛教，有害社会人心，违反政府提倡道德教育宗旨；要求林语堂为妄言道歉。

身为主角，林语堂自然不能幸免于难。不过风波不了了之后，他还是不改利笔，指“在台湾写文章真不容易”；又说，“无意伤及思凡的尼姑，看见一群和尚起来替尼姑抱不平，不亦快哉”，借以自嘲。

晚年曾因《京华烟云》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

在文学的创作上，林语堂主张文章须以“清楚通顺”为第一，不要求摩登，不要讲洋化。他认为新的八股和抽象的写作都要不得，创作必须口语化才能感人；必须跳出传统“做文章”的错误文学观，避免文藻堆砌，才能发挥“自然国语的力量”；要当作家，必须能够对时代起反应。外国文学他推崇的是英国文学，而英国文学的特色就是清楚通顺。

对于翻译，林语堂主张科学作品的翻译应以精确为首要，通顺次之；其它外文译成中文则以“清顺”为要。他有几部英文作品始终没有译成中文，主要也在于还没有找到能清楚通顺的译者。

与大多数中国文学家不同之处，林语堂旅居海外三十余年间，不但作品数量惊人且丰富，而且大部分是以英文写作的小说、传记、散文论着或中国名著的英译，这也让他成为海外知名度最高的中国文学家之一。

除《生活的艺术》（The　Importance　　of　　　Living）这本畅销书外，他的三大小说——《京华烟云》（Moment　in　Peking）、《风声鹤唳》（Leaf　in　the　Storm）、《朱门》（The　Vermilion　Gate），也在美国洛阳纸贵。介绍中国和印度古代经典的《中国印度之智慧》（The　Wisdom　of　China　and　　India），更被美国的大学列为教科用书。林语堂说，他最偏爱的英文著作，是历时三年完成的《苏东坡传》（The　Gay　　　Genius，The　　　Life　　　　and　　　　Times　　　of　　　　Su　　　Tungpo）。。　最好的txt下载网

林语堂　中西以及两岸的人生哲学（7）

林语堂来台定居后，转而回到中文领域创作。在“中央社”社长马星野力邀下，林语堂于“中央社”开辟专栏撰文，后集结而成《无所不谈》第一、二集；又出版《平心论高鹗》，讨论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真伪问题，肯定了高鹗在续成《红楼梦》上的努力与成就。他在轻微中风之后，于香港中文大学主持编纂完成《当代汉英辞典》，其中采用的“上下形减字法”，在台湾取得专利；他还参与世界中文报业协会三千常用字的研订工作。

1972年10月，耗费五年、厚达一千七百五十页的《林语堂当代汉英辞典》出版，林语堂将此视为著作生涯的巅峰之作。1975年，林语堂被选为世界笔会副会长，同年以《京华烟云》获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。

年近八十才戒烟成功

林语堂形容自己是伊壁鸠鲁学派的信徒、享乐主义者，而且“幽默”的形象始终牢牢拴住他。某回他在国外演讲，结束时说，“中国哲人的特色是有话就讲，讲完就走”，果真不回头地飘然离开会场。这足见林语堂的风格与特立独行。

有“笑傲江湖”形象的作家李敖指出，他在台大曾听过林语堂讲授《红楼梦》的考证，林语堂的“玩世不恭之态，溢于言表”，笑嘻嘻的，颇可爱、甚可法，因此李敖从此摇身一变，决定以幽默大师的面目面对世人。

但实际上，林语堂自律甚严，内心有其严肃的一面。大师胡适在林语堂年轻时取笑他是“清教徒”，不但不饮酒、不近女色，还会去做主日学。林语堂的“烟斗”同志、美食作家唐鲁孙说过，林语堂虽然爱笑谈，细细咀嚼他的话，都有高深哲理，而且言行表里如一。

为集中精力创作，教书、演讲、应酬等外务，林语堂是能避则避。曾有记者问他如何写出让读者百看不厌的作品，林语堂的答案很传统：一是写出的东西必须是心得之言，其次是肯用工夫。

林语堂做学问之用心，他的二女儿、《读者文摘》中文版前总编辑林太乙于《我的父亲林语堂》一文指出，林语堂每天早上6点多就开始看书、写作，一直到午后2时；下午休息之后，再从晚上8时工作到子夜，而且林语堂的书房里有二三十部各种各样的字典、辞典和百科全书，偶然碰到不尽知道的字就查。

又如林语堂在西方最畅销的著作《生活的艺术》，不仅成为全美畅销书冠军，在美国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排行榜上更稳居榜首达五十二周，美国印行超过四十版。可是在光鲜外表的背后，却很少有人注意到，林语堂在全书完稿后，仅因为写序言时，感觉原先由批判西方文化入题的方式不甚理想，就把两百多页的稿件全部毁弃重写，才把东方儒家、道家潇洒与积极入世的人生观，写得如此传神而富吸引力。

也有友人说，林语堂写作时从不正襟危坐，而是舒舒服服地躺在靠椅中，两脚放在面前的矮桌上，捧着一本硬皮的笔记本，一页写字，一页留白。一杯咖啡，一根烟斗做伴，写累了他就在靠椅中小睡，醒了又继续写。有时他也躲在房里的床上抽烟斗，但从未大意烧坏枕头或被单。

七十岁在香港才与林语堂有深交的国学大师钱穆，曾撰文提到林语堂的一段小故事。他记忆中抗战时在成都初次与林语堂见面，林语堂就是两指夹着烟卷，一面抽烟，一面谈话。烟卷积灰渐长，林语堂谈话不停，手边附近又没有烟灰缸。钱穆一面看着，一面担心若烟灰掉落，将有损主人地上美丽的地毯。林语堂似乎漫不经心，且直到烟灰已长及全烟卷十分之七的程度，“却依然像一全烟卷，安安停停地留在语堂的两指间”。

后来钱穆与林语堂相交久了才了解，“我行我素”只是林语堂的外相，“但语堂另有他内心之拘谨不放松处”，“语堂之幽默，在我认为，尚不专在其仅抽烟卷之一面，乃更有其烟灰不落之一面”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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